搜狐2024年10月13日发布:中德交流小史2：交流、轻视、学习，两个文化大国的文化态度变迁

歌德在青年时期便接触了中国文化，对有浪漫情怀的“中国之物”产生了兴趣。他其中的一个贡献，是把“哥特式”和“中国式”两种并不相同的风景并列和联系起来，还把中德早期绘画进行了比较，认为中国文化艺术品是“出乎其类之美”。它曾在19世纪10和20两个年代认真的研究过中国，中国文化也因此对歌德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直接影响。

席勒《图兰朵》

作为歌德的好友席勒，也最早发现了中国文学的价值和审美，他提出了“中国本质”的“奇幻淡雅”，并把中国文学用德国文学的形式来试图展示出来。《图兰朵-中国公主》的剧本，就是席勒的创作，这些中国素材激发了他创作“想象中的北京”。

19世纪：理想中国的破灭与开眼看世界

18世纪末期以后，曾经德国人对中国的那种理想图景的描绘渐渐淡化，逐渐开始被“欧洲文化优越感”所取代。

随着工业革命在德国的推进，欧洲的精神生活再次转向了古希腊罗马时代。这种和中国文化上的交流逐渐出现了观念上的冲突。《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地位重要，它传播了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地历史、文化、科技和风俗；黑格尔也在《世界历史哲学》中提到中国，认为理想的外衣被剥下，道德和法律界限模糊；《中国通史》是19世纪德意志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体现，其中也包含着一部分偏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中国的态度更加理性，他们认为这个最古老国家在清王朝的腐朽，并不能和中国人民混为一谈。

《中国通史》

如果说上面都是德国人对中国人的认识与单方面交流，那中国人又是如何看待德国文化与文明的呢？结束了闭关锁国，林则徐和魏源等人开始了开眼看世界，而谢清高的《海录》中提到了德意志为“单鹰国”，对德意志的介绍堪称详细，成为了中德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典籍；19世纪60年代出版的《乘槎笔记》，成为知识分子对欧洲的最早亲历亲述，其中记载了中德官方在接触中的美好愿景。作者斌椿还写过一首《海国胜游草》，成为了中国赋德的第一诗。

《乘槎笔记》

19世纪60年代后：兼容并蓄，互相学习

中德两国的第二次文化交流高峰，诞生在这个时期：不仅两国的直接接触增多，官方的往来日益频繁，各自也出台了交往政策。

在德国，更多的科学家、传教士、教育者和汉学家们开始对中国进一步深入研究，其考察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了得。其中李希霍芬是著名地质专家，《中国地图册》的出版，是中国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件；普鲁士使节也在清朝建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建立了“同文馆”。

1870年，中国派留学生赴德国学习军工技术。张德明写下八部《述记》，可能是当时最了解德国的国人了。这一时期，“向西方学习”的多元文化政策也日渐清晰。在传奇文化方面，赛金花与德国军官瓦德西的故事不得不提，甚至还牵扯了两国的一桩文化官司。

赛金花与瓦德西传奇

20世纪后，同济大学和中德学会陆续成立，两国的文化结晶日益凸显；德国《格林童话》之类的文学名著开始传到中国，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都对我国的反封建斗争起到过积极作用；第一份德文报纸《桥报》在1925年的上海出版。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也越来越认为了解德国和他们的强国之道，也会成为我们的精神积极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