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新闻网2024年10月12日发布:发展具有中国气派与风格的埃及学研究

2016年是中埃文化年，中埃建交六十周年，是中埃两国友好交往中值得纪念的特殊一年。中埃两国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国家间的友好交往与互信合作缺少不了对对方历史文化传统的研究与考察。因此，为了深入了解我国埃及学的学科发展历程与现状，记者采访了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郭丹彤。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一下现阶段我国培养埃及学学者的科研院所主要有哪些，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郭丹彤：目前我国能够培养埃及学后备人才的科研院所首推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该所现有埃及学教授2名，1名师资博士后，1名外籍教师。该所的埃及学注重古代埃及原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并透过原始文献对古代埃及文明各领域进行构建。而在古代埃及对外交往的研究上，该所的研究成果在我国的埃及学界也可成一家之言。

北京大学的埃及学研究侧重托勒密王朝时期埃及文化以及埃及文化与希腊文化的融合，同时他们在古代埃及宗教上的研究也颇有建树；首都师范大学的埃及学着力于记忆模式和世界观念等古代埃及人精神层面上的构建；北京师范大学的埃及学则关注于古代埃及象形文字的解构以及象形文字的造字原则与中国的六书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埃及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古代埃及王权的内涵和仪式上。

此外，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内蒙古民族大学等亦有埃及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网：请您介绍一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的发展历程及其在我国埃及学人才培养上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郭丹彤：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是根据教育部1984教高一字054号文件，于1984年在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周谷城教授、原武汉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吴于廑教授和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林志纯教授的热情关怀和直接指导下建立的。1988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被评为我国该学科领域里唯一的重点学科，同时它也是当时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唯一的一个重点学科。2001年以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为要务的以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为依托的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正式批准列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已经成为国际国内公认的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重镇，它具有亚洲最好的专业图书馆和国际型科研梯队。不仅如此，研究所还拥有东北师范大学唯一的社科类外文期刊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中译名《世界文明史研究杂志》)。该期刊自1986年创刊以来，已经连续30年面向国际国内出版发行，成为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走向世界的平台，世界了解中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窗口。2007年，中文杂志《古代文明》创刊。这一专业期刊把中华文明包括在世界文明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扩大了我校世界古典文明研究在国内的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国内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不仅为我国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做出了贡献，它还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目前，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设有三个专业，它们分别是以希腊和罗马文明为研究对象的西方古典学；以古代埃及文明为研究对象的埃及学；以两河流域文明为研究对象的亚述学。单就埃及学而言，自建所三十年以来，共培养埃及学博士10余名，硕士近50名。目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埃及学研究人员都有在古典所学习的经历，如北京大学颜海英、首都师范大学金寿福、北京师范大学王海利，以及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晓东和郭丹彤等。他们已经成为各自学校的骨干教师，成为我国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中国社会科学网：现阶段我国埃及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上取得了哪些突破与成就？

郭丹彤：中国埃及学发轫于旧中国，开拓于新中国初期，创建于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1985年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立之后，因为埃及学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古代史学科的发展。

目前，中国埃及学研究人员年龄结构更加合理，学科建设趋于完备。现有教授博士生导师5位，他们中的1位的博士学位得自德国，其他4名均为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他们分别就职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5位学者的年龄大多在四五十岁，这一年龄的学者学术思想日趋成熟稳定，又具有极强的创新能力，是做学术的最佳年龄。此外，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博士为代表的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青年教师有10余位，他们均为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是中国埃及学的未来和希望。并且，自1985年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创建以来，每年聘请来自美国、德国和英国等埃及学发展历史早且研究水平高的欧美国家的专家学者来所讲授古代埃及语言和历史。他们的到来，为中国埃及学的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近10年来，中国埃及学学者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史学理论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近百篇；专著译著各近十余部，其中已故埃及学家刘文鹏教授的《古代埃及史》和《埃及考古学》是中国埃及学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是每一位埃及学学生、学者的必读书目；获立国家社会科学项目8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2项和规划基金项目6项；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一名，中组部“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1人；获得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1篇，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1部。他们的研究或是运用第一手资料，也即原始文献对各古代文明的或宏观或微观的问题进行探讨，或是对用埃及象形文字等古代语言书写的原始文献进行整理、翻译、注释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我国世界史研究领域极具特色的研究团队。

此外，中国埃及学者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1988年,已故埃及学家刘文鹏教授应邀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第5届国际埃及学大会,提交了论文在会上交流。随后,吉林大学的令狐若明和北京大学的颜海英两位教授相继出席了第7届和第8届国际埃及学大会。东北师范大学的郭丹彤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海利教授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举行的第十一届国际埃及学家大会，并分别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中国的埃及学者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外同行进行学术交流,既扩大了他们的眼界,又让国外埃及学界认识了中国埃及学的研究水平。2015年，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埃及学国际研讨会，邀请国内埃及学者20余人参会，标志着我国的埃及学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在学生的培养上，近10年来，共培养出埃及学博士生10余名；通过联合培养的方式赴国外留学的埃及学研究生人数超过10人，并有多人正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位；埃及学专业的博士生先后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宗教研究》等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论文超过20余篇。

中国社会科学网：现阶段中国埃及学面临哪些困难？如何应对？

郭丹彤：经过30年的开拓与发展，中国的埃及学得以创立。然而与国外的埃及学相比,中国的埃及学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来说，埃及学的资金投入仍然不足，埃及学学者的人数仍然很少。于是，如何改善埃及学的研究条件,提高埃及学的研究水平,加强埃及学人才的培养,将是目前中国埃及学的当务之急。为此，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保持师资队伍的研究方向和年龄结构合理有序。重点培养有潜力的学术后备力量，确保埃及学学术影响不乏后劲，持续上升。

二、着力组织设计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申报，在国内外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出版高质量的学术专著，组织申报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高层次的奖励。

三、积极开展与国外埃及学界的学术交流活动，在具有良好研究基础的学校如东北师范大学，长期或不定期的聘请国外知名学者前来讲学。同时，选送具有学术潜力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中青年教师前往国外知名高校或攻读博士学位或联合培养或进行访学，从而开阔他们的研究视野，丰富他们的研究资料，为我国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国际化奠定基础。

四、尽快建立起中国自己的埃及考古队伍，前往埃及进行实地考古。或者与国外埃及学界合作，每年选派博士生或中青年教师前往埃及参与当地的考古活动，获取第一手考古资料。埃及学研究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上，因此，中国研究人员直接参与考古活动将有助于中国埃及学整体研究水平的提升。

上述种种，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埃及学的研究水平，从而打造出一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具有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高水平、国际化的中国埃及学研究团队。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认为“一带一路”战略以及近年来不断加强的中埃文化交流对我国埃及学的发展有何裨益？

郭丹彤：中国与埃及同是文明古国，因此，对同样是文明古国的埃及进行研究是中国学者责无旁贷的任务。目前，随着“一带一路”研究的不断深入，作为其中结点之一的埃及历史与现状遂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近期举行的中埃文化交流活动更是把对埃及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中国的埃及学必将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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