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卫视2024年10月11日发布:董子云评《审判王后》︱被断头的玛丽与被审判的历史

埃马纽埃尔·德·瓦雷基耶尔则是将目光投向了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审判。此前，他写过塔列朗（2004），富歇（2014），写过复辟王朝（2015）。虽说他善于发掘新档案，但在《审判王后》中他给读者提供了一段富有文学性和感染力的叙事，少有历史分析的那种学究气。1793年10月的这三日审判并没有为当时的法国人留下多么深的印象，而是很快就因为革命局势的突变而受人遗忘（271页）。德·瓦雷基耶尔则是打开了封藏的铁柜，雕琢起了故纸堆给出的磨具，为的就是塑造一场“真实”的、尽可能与传说、与片面的爱憎情仇划清界限的王后审判。这因此注定是一部人物和细节十分丰富的作品，对译者而言定然是一大挑战。不过，作为读者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中译本忠实反映了原作者的写作特色，可谓文采熠熠。而得益于译者精心准备的注释，即使此前对法国旧制度和大革命（尤其如其司法制度）所知甚少的读者，也能流畅地阅读本作，着实令人愉悦。

德·瓦雷基耶尔在开头和结尾处，向我们解释了写作这本书的缘起。这个理由看似很私人化，但的确真实而坦诚：“我的兴趣落到玛丽-安托瓦内特身上，既不是出于她的敌人们的掌声雷动，也不是出于她的朋友们的伤心流泪，而是由于我有一天正参观她古监狱的牢房时所感受到的宁静。”（274页）作者个人偶然所得的体验引导他去思考，当年囚禁于此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有过怎样的体验。她面对的是怎样一群人？怎样的一群法官、陪审员、证人、辩护律师？这些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此处？他们从哪里来，又去向何方？作者以共同的体验为出发点，以一个女人、一个经历审判的女人和母亲为主线，展开了他的“历史寻宝”，用一系列异质且难免有过篡改的叙述重构了一场审判。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感性的历史，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作者避开了意识形态争议，描绘了一个个原本不相干的人，讲述了他们如何因为大革命，最后坐到了同一个法庭上。

玛丽-安托瓦内特

要说本书最大的历史学贡献，也许在于作者从鲜有人问津的庭审档案中，为这起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作了群像刻画。尤其是前人考据不详、多有纰缪的法官、证人和陪审团。陪审团中的人们大多出身中下层等级，但因为革命而能够在法庭上直面王后。后来，这些人大多自己被革命的恐怖吞噬，成了“短了一截的人”。勒诺丹、桑巴、特兰沙尔、尼古拉、克雷蒂安……这些人本在大的历史叙事中无足轻重，但也被作者从故纸堆里复活了。无论从这些人的背景、这些人对王后的了解、还有这些人在王后审判之后的结局来说，作者都向读者展现了这样一种审判的荒谬性——但同时还有历史动力所造就的必然性。因为革命，他们聚到了一起；因为革命，他们成了陪审员，代表“人民意志”决定他人的命运；因为革命，他们的生命和命运也将受政治运动和专断意志所决定。

而本书最引人入胜的，也许是作者通过档案研究带我们脱离革命与反革命的非黑即白后引发的遐想。此前的作家往往出于各自极端的政治立场，将有关审判的历史叙述政治化。本书作者则试图脱离道德评价，引导我们走入这段历史的偶然与必然，去审视一位因为大革命爆发而直面命运之轮的王后。大革命之前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是否真像民众传言的那样荒淫无度？作者没有深究。相反，他强调一种历史的不可抗力。这种不可抗力强加在一个在美泉宫度过童年的少女，让她成为不幸福的王后、一个不怎么受丈夫待见的妻子，随后沦为阶下囚，经历了与亲人的生死离别，最后成为断头台下牺牲者的一位——甚至死后也因为法国和欧洲政局变动而为人所忘却。如作者所说，档案中的话语本身就已经过加工；但作者还是极力为原本干枯的档案记录添加鲜活的人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不论我们对大革命、对法国君主制的态度为何，当我们读到玛丽-安托瓦内特从一个母亲的角度为自己辩护，读到她在接受审判和走上断头台时展现的那种超乎寻常的镇定和从容时，我们都不得不心生恻隐。这样一位被历史、被政治斗争、被所谓“民意”推上断头台的女性，在以本书改编的电影《他们审判了王后》（2019）中有更为直观的呈现。这部阿兰·布吕纳尔（Alain Brunard）导演的电影里，饰演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是莫·维勒（Maud Wyler）。那标志性的白发，那作为母亲而对不实指控作出的愤怒回应，那步入法庭的优雅步态，也许能够更加强化我们对本书的最直接感受。那么，作者这样写作的意图是什么？他的立场又是什么？

有传言说作者可能系法国贵族之后，不是黎塞留就是斯塔尔夫人。他所在的瓦雷基耶尔家族从二十世纪初起就拥有着卢瓦尔河地区马耶讷省波利奈（Poligné）的城堡。作者近乎“贵族”的家庭出身也许是这种谣言的缘由，而斯塔尔夫人在审判之前就表达了对王后的同情（《对审判王后的若干思考》，1793年8月）。但对读者因本书的文学性和历史叙述模式而对王后产生同情的这一点，我们不能简单归因为出于作者的保王主义立场。采取立场恰恰是作者所极力避免的。理解这本书的关键，也许并不在作者的立场本身，而在于作者精心重构的历史所能引发的多层次思考。

首先，这是一场审判。本书带我们反思革命司法。“特别刑事法庭”由国民大会1793年3月10日法令设立，其职权在于“审理一切反革命活动”（第一章第一条），由五名法官和一个陪审团组成。法官主持预审，并在陪审团对事实进行宣告后适用法律（第一章第二条），且被告人不得上诉（第一章第十三条）。1791年，临时革命法庭引入陪审团审判，初衷不外乎打破旧制度司法界长期存在的精英主义，将“人民主权”付诸实践。但革命特别司法基本上抛开了程序的束缚，更容易为政治所左右。在这样一个新旧世界对立的时代（26页），在一个革命者镇压反革命，“国民”对抗外国威胁的时代，在一个激进的直接民主势力意图扫除代议制支持者的阻碍（96页）的时代，这场审判注定是一场政治审判。“这场审判里什么都弄虚作假。陪审员们是检方指定的，法官们针对被告显然事先通过气”，至于律师，也都受到监视（113页）。贯穿全程，检方都未能提出真正有效的证据，甚至于采取性道德的指控，训练年幼的查理·路易·卡佩承认自己与母亲及姑母有过“乱伦”并因此学会自渎。于是就有了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幕：“如果我没有回答，那是因为自然的天性拒绝回应向一个母亲所作的这种罪责。我请此间所有的母亲为我公断。”“叫一个8岁孩子说出一切想要的话是轻而易举的。”（204页）然而，审判王后的，不是一个一般的法庭，而是特别刑事法庭。在这里，陪审员们的信念至关重要，而这信念又是由种种传言、由他们的私人喜恶发酵而成的。

其次，这是一场男性对女性的审判。本书带我们反思法国大革命与女性权利的关系。法国大革命追求平等，但女性平等只是昙花一现。《女权宣言》的作者奥兰普·德古热随玛丽-安托瓦内特上了断头台（1793年11月3日）。为什么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大革命，却对女性十分不友好？作者将其归结为新旧时代的反差：“归根结底，在革命者眼中，玛丽-安托瓦内特真正的罪过在于她出手占了男人们的位置，因而僭越了她女性的角色与地位……大革命，不只是平等对特权的胜利，也是男性的反扑对女性世界的胜利。”（188-189页）然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悲剧之处在于，“是大革命的爆发才迫使她不得不面对权力的现实，并在她丈夫身旁行使自己的那份权力”（172-173页）。但是，她坦然接受了命运，与之直面相对。作者认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表现，是出于其义务感、信念、骑士精神般的高尚情操（179页）。她的镇定和惊人的自控能力，就如对雄性暴力的讽刺，使得她的对手只能将其形容为“惯犯”。

阅读中笔者不时会将王后审判与贞德审判的情景作对比。它们同为富有政治意义的审判，两人的结局在开庭前就已注定。两场审判都讨论到女性在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角色。从某种意义上讲，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审判中的表现，甚至比贞德更为完美，因为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态，完成了为君主制、为自己母亲和女性身份的辩护（贞德则是因为供认后“重归异端”而受了火刑）。但贞德有洗冤审判为之平反，玛丽-安托瓦内特却从未有过类似的审判。贞德成为民族记忆必不可少的部分；而我们只有在小圈子里（56-57页）、从今天日渐流行的纪念品图样上才能看出人们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喜爱。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王后身份使其无法具备超越性的政治象征意义；但反过来讲，作者重构出玛丽-安托瓦内特作为一名女性的形象，是否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深层次地参与清洗革命和共和国的原罪？

最后，这还是一场恐怖统治对人性的审判。这种恐怖统治浓缩了恐惧和复仇的心态，以一时的政治多数压倒少数派的人性。它指控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性道德，但却不忘将路易十五的尸骨与孙媳的混在一起乱葬，以示侮辱。它以一条条生命为献祭牺牲，试图以此巩固合法性、对抗种种内忧外患。玛丽-安托瓦内特便是替罪羊。当人性和司法程序都被这新生共和国的“国家理性”所凌驾的时候，替罪羊又怎么仅会只有一个？从1793年4月7日到王后审判之前，被特别刑事法庭送上断头台的，不过百人；但到1795年5月法庭解散为止，死者达到了两千七百四十七人（25页）。说王后审判标志着恐怖统治的大幕正式拉开也许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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