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橙子姐姐2024年10月12日发布:农村怎样才能更好，知识分子能指点道路吗？

知名作家、城市规划学者、法学家、社会学家、文学评论家齐聚一堂，一起聊城乡问题，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12月7日，在上海大学的“多重视野中的城乡文化关系学术研讨会”上，记者就见证了这样一场不同学科、背景、经验的学者在城乡关系这一当前中国最重要问题上的对话。这场研讨会由上海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高原学科、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主办。

在全球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乡流动和社会分化加速推进，城乡关系超出二元框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如何理解和评估城乡社会、文化和伦理的变化，如何介入城乡文化关系的良性再造，这是当前社会普遍关切的重大命题，这是这场会议的出发点。

农村到底是过去好还是现在好？

尽管作家王安忆本人只有两年插队落户的农村经验，但她对于农村问题非常关注。她以芥川龙之介的一个短篇小说《阿富的贞操》来作为自己的开场白。小说讲的是明治元年的乱世，一户有钱人家逃难走了，留下一只猫，他们家的一个女佣阿富奉命回来找这只猫，然后她遇到一个流落到门口的一个乞丐。阿富要为主人把猫夺回来，在和乞丐争夺的过程中，乞丐要求她以身相许，阿富答应了。但就在那一瞬间，乞丐改变了主意，把猫还给了她。乞丐问了她一个问题，你为了主人的一只猫，愿意献出自己的贞操，为什么？

王安忆认为芥川龙之介通过这个故事是想说在一个改天换地、改朝换代的大时代里，一些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还在。而反观今天的农村，她说今天农村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农村社会了。

她说：“有时候，我看到农民工，年轻的男孩子，随地大小便。在我插队的时候，那些农民是很要面子的，很害羞。”

曾经的农民的精神面貌是什么样的？王安忆回忆起自己插队时，农民说“你们上海人不懂规矩”。在那个社会里，有一个梯级的结构，保证正常生活的运作，比如小姓对大姓的服从等等。这些崩溃了以后就很难办。

王安忆提到说她很注意贾平凹《秦腔》的后记，贾写包产到户后，农民昂扬的精神的状态，但这个时代很快就过去了。

“我看电视里的农村节目，冤冤相报，但没有一个人出来仲裁，你只看到媒体的镜头。当年人民公社确实在一个程度上把农民给组织起来了。”

而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陈思和教授则表示不认同王安忆对于过去农村社会的理想化构想，认为这种传统伦理的美好是想象出来的，我们不该去怀念那个时代。

陈思和认为，今天农民有非常强的主体性，他以自家的保姆为例：现在的保姆非常有自尊。今天的保姆绝对不会像《阿富的贞操》里那样为了一只主人的猫而出卖什么。过年的时候，给她加钱，她回来的时候，会送鸡鸭给你。她有一个等价交换的概念，你对我好，我要还你的。现在有许多上海人说不喜欢保姆，觉得她们多嘴多舌，有时候在雇主家里洗澡什么的。但对她来说，我在你这里，我也是人，我也是一个主体。这说明她们是从被奴役、被看不起的概念上挣脱出来了，反而是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很多有自卑感。

安徽郎溪，一队豪华迎亲车队行驶在金黄色的田野里。视觉中国资料

各地农村差异太大，无法比较

著名农村问题研究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在发言时认为，今天中国的农村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而类似杨改兰自杀这样的个案被媒体过度报道、放大，属于极端案例。

而现场有一位观众也站起来回应，他所在的家乡安庆的父老乡亲远比生活在城市的他幸福得多，他们的经济收入也比他多。然而也有一位听众立即站起来回应，不是所有的农村都像他们那里那么富裕。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陈映芳提醒我们，不能抽象地谈农村问题，要看到中国不同区域的差异。“十多年前，有一天开会，陆学艺（注：已故著名社会学家、三农问题研究专家）老师把我们几个研究农村问题的人叫到他房间交流征地农民的问题。那天来的有甘肃的、河南的，我是上海的。他们讲的让我大吃一惊，他们说他们那里农民穷到揭不开锅，你们上海农民家里已经有卫生间、有小洋楼。说明不同地区农村的状况差异太大。

而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王晓明教授表示：“我们今天来重新讨论城乡关系，应该有一个前提，就是城里人、农村人在分享改革开放的财富上应该是平等的。”

外出打工的农民工老人。权义澎湃资料

李锐：知识分子无法指点八亿农民怎么幸福

著名山西作家李锐有过6年下乡的知青经验，在山西吕梁山，他说自己和农村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他说他刚用微信时，脱口而出就说自己的微信昵称要叫“知青”。这个下意识的选择源于他对于当年的农村经验的刻骨铭心的认识。

“我在那儿那些年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历史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不是文人想出来的那些浪漫的、理论的、高雅的东西，历史在吕梁山上，那就是有人让谷子黄了几千次，让高粱红了几千次。世世代代的农民都用原始的工具。我是在一个现代化的机械农场长大的，所以中国农村和城市这种巨大的不平等，天上地下的落差，我是刻骨铭心的。”

正因为有过如此刻骨铭心的体验，李锐认为许多学者、知识分子提到的诸如诗意的栖居、身心的安顿、劳动光荣、田园的乡愁等说法都特别奢侈，“因为所有那些赞美劳动的人都是不劳动的。如果你祖祖辈辈都被束缚在土地上，汗滴禾下土，你一定会痛恨那个地方”。

李锐对于知识分子的顶层设计的思路、从上向下的视线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很多外国领导人不了解，只要在过春节的时候，把这些外国领导人放到北京、上海、广州车站，让他们站在广场上维持一小时秩序，让他们看看那个惊天动地的滚滚洪流。我看到他们拖着蛇皮袋走过，有一种感动，他们在谋什么？就是过上好日子。不要在制度上限制人们要过好日子这个最基本人权对愿望。改革开放的一个最基本点，就是没有人有权力指导中国的八亿农民，你们去这样幸福吧，你们去那样走向幸福吧。我们知识分子不要做这样的自居者。”

香港中环，菲佣。东方IC 资料

著名作家蒋韵坦言自己虽然没有任何农村生活经验，但她提到2004年第一次去香港时看到大批菲佣的经历带给她巨大的震撼。

“有一天，我突然在维多利亚港的一个大建筑前，看到一大片密密麻麻的人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别人告诉我是菲佣。因为香港法律规定佣工周末必须要休息，而且必须要出来休息，但这些背井离乡的人在香港没有立锥之地，无处可去，只能在这个地方聚集在一起。从这个人群中穿过时，我百感交集，又感动又难过。艺术作品里从来没有看到过有谁去表现菲佣，那种卑微的人群的聚合，对于我几乎是一种史诗性的体验。”

山东省济宁市邹城峄山，一位农民走在乡村公路上。视觉中国资料

王晓明：以“城乡结合度”作为社会进步指标

王晓明教授在发言中表示，“今天的主流看法是，城市是现代的，乡村是落后的。我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这些年过来，不管世界上有些国家走通了这条路，比如日本、韩国，但放到全球来看，这个路大概是走不通的。那我们要想想另外的路，社会的进步不是以城市消灭乡村的方向往前走，而是城市和乡村必须共存。”

对此，王晓明特别提出了“城乡结合度”的概念，取代城市化率作为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指标。

“如果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是可以永无止境的，人类的生态系统是可以永无止境地支撑这样的发展，如果我们对这两个根本前提存在质疑的话，城市化率就不应该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指标。”

“城乡结合度”的提法或让许多人联想起城乡接合部，对此，王老师认为“城乡结合度”应该是对城乡接合部的克服：城乡接合部是城乡各自最粗劣部分的结合，是最脏乱差的空间。他特别提到有一次见到切格瓦拉女儿时，她有一个设想：年轻人要到城里去，是因为城市里有更好的资源，那其实很简单啊，把好的医院、好的学校、电影院从城里搬到乡下去不就可以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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