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雷探长2024年10月11日发布:林青：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生命政治学批判

生命政治学是最近几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话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以一种“生命政治”的视角对现代社会进行了新的阐释，并且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和理论范式，从不同维度呈现出现代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和运行机制。然而，在生命政治学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从马克思关于“人口”理论的论述中仍能看出基于资本逻辑的生命政治学的局限，进而可以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对其展开批判。

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内涵及其界限

无论是福柯还是阿甘本的生命政治学，都将现代社会的兴起看作是一个生命政治事件，他们将始于17世纪、成熟于18世纪的生命政治学看作是现代性规划的另一种理论表达。就此而言，生命政治就与现代性处在同一历史进程中，而这是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审视生命政治学的前提和基础。

按照福柯的理解，生命政治意指生命开始进入权力和知识的历史，后两者共同开启了对生命的治理进程。因此，借助于生命政治概念，生命政治学得以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和概念来描述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而作为生命政治学核心概念，“生命权力”首先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治理类型的出现。就一般的理解而言，生命政治学首先直接体现为一种治理技艺和治理类型的转变。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生杀大权”，生命权力就是国家承担对待生命的责任，生命政治学认为现代社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对生命负责，即如何“让”人存活。

那么，生命政治如何承担起对生命的责任？这便涉及生命政治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人口。在生命政治学看来，无论是生命进入权力和知识的历史，还是国家承担起生命的责任，都不再是针对单个人的具体生命，而是作为生命整体形象的人口。对人口的治理成为生命政治逻辑展开的具体载体。在对人口治理的基础上，生命政治学在整个社会领域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国家治理的类型学。

借助于生命权力、人口、治理等新的分析概念所开启的有效论域，生命政治学为理解现代社会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和理论框架，从而有效地拓展了现代社会研究的领域。但就具体的论述而言，作为一门分析型的理论范式，虽然在概念和论域上有了新的突破，但生命政治学仍然存在着自身的理论界限。

这个理论界限来源于生命政治学自身的理论逻辑和旨趣。论及生命权力，主要是指国家承担起生命的责任，但究其本质而言，目的不在于生命如何过一种幸福的生活，而在于如何服务于社会生产及其财富的创造。生命权力之所以重要，源于生命权力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生命政治学认为，生命权力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只有及时地调整生命、人口，并有效地纳入到生产之中，资本主义才能有效地展开。所以，揭开生命权力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其背后的资本逻辑，这是一种虚假的“责任”。马克思在这点上讲得很清楚，资本家之所以要维持工人的基本生存状况，目的不在于工人阶级自身的生存，而在于为作为“吸血鬼”的资本提供源源不断的活的劳动，从而满足资本的增殖欲望。

马克思对生命政治学的批判

人口蕴含着巨大生产力的论断，并不是生命政治学所独创，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统治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的描述中就有“大量的人口”的论述。但对人口的生命政治学叙事却是马克思要批判的。正是因为具有巨大的生产性，人口才成为生命政治学治理类型的重要对象。生命政治学对人口的治理的核心观点就是按照人口的内在规律进行治理，换言之，就是在认识人口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进行干预、调整，从而保证人口的总体平衡，以实现社会的安全。因此，生命政治学论域中的人口只是一个整体形象，不关乎人口的具体组成成分与结构，其目的也不在于个体生命的安全，而在于整体人口的安全及其社会效应。

可见，生命政治学论域中的人口概念首先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从来都不分析人口的具体构成。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此有过专门论述，马克思认为：“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人口的阶级分析，人口就是一个抽象。”正是立足于作为抽象的人口，生命政治学对人口的理解就只能停留在由其所创立的 “统计学”和“公共管理学”视域中，而缺乏具体的分析方法，比如阶级分析方法。因此，生命政治学的人口分析方法，非但不能完整而具体地描述人口的基本存在状况，而且还掩盖了人口内部的阶级因素，从而消解了社会内部的不公平。

当一种社会分析方法不能做到具体的分析时，借助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说法，它将只能去探求某些社会科学和社会规律的帮助，而这是无内容的“思辨”。因此，在对人口缺乏具体分析的条件下，生命政治学对待人口的治理问题就显示出跟马克思的判断惊人相似的路径。这个路径就是寻求政治经济学来实现对人口的治理，而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生命政治学看来，那就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建构一种社会自然性，尽可能多地发挥其“自然性”的效应，而较少地进行直接的干预，而整个人口的调整就以此为依据。与此相对，马克思认为，正是政治经济学所建构起来的诸多社会自然性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社会秩序，使得任何对社会要素的思考都缺乏一种批判和反思的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开始就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构成要素进行前提性的批判，从而廓清其理论界限。而在正确认识生命政治学的问题上，我们首先仍然要坚守这一基本原则。

生命政治学本质上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的

虽然生命政治学为分析社会存在提供了一些新的概念并开启了有效的新论域，但全面地界定其理论效应，不能仅从生命政治学自身的内容中分析，还应回溯到其历史和理论背景中，从而揭示其原初视域和基本旨趣，还原生命政治学的真实图景。纵观生命政治学的历史，福柯将其诞生框架锁定为自由主义，阿甘本将其诞生框架锁定为民族国家，虽然二者视角不同，但本质上都将生命政治的诞生定义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这就不难理解，生命政治学首先是与现代性的基本规划相一致的，同时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如果回避这个背景，生命政治学所倚重的那些主题和原则在本质上就难以得到揭示。

当然，上述分析同时也为我们重新审视甚至批判生命政治学提供了一个关键的视角。无论是生命权力、人口、社会自然性还是治理，虽然在概念上是分析现代社会的工具，但其所产生的理论和现实效应却服务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这意味着我们在面对生命政治学时，要旗帜鲜明地站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立场上。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澄清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前提和界限；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揭示生命政治学的理论基点和旨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全面客观地把握生命政治学理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青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