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科技2024年10月11日发布:唐宋八大家中，为何北宋居多？《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勾勒了这样一幅文学图景

他在当时的“教学大纲”写道：“北宋的文人集团甚多，其中以天圣时钱惟演的洛阳幕府文人集团、嘉祐时欧阳修的汴京礼部进士集团、元祐时苏轼的汴京馆阁‘学士’集团的发展层次最高，具有某种文学社团的性质，而且代代相沿，形成系列。三大集团的核心成员均为北宋文学最主要的代表作家，标志着文学的最高成就，这对了解整个宋代文学具有重要意义。”

王水照认为，从文学群体入手来观察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不失为一条有效路径。

他说，“文学群体是作家个人和社会联系的中介。作家个体自发的社会化要求，呼唤着文学群体的孕育诞生，而文学群体又促成个体的社会化得到发展和实现。个体从群体中获得大量的社会信息，感受到文学风会，培育和陶铸成自主独特的文学个性；群体则又以各个成员的代表者的资格，把群体的文学思想、观念、情趣、好尚、风格，影响整个文坛和社会。”

在他看来，群体在内部发挥着交融、竞争等多种机制，与外部又产生了各种关联，由此构成一幅多方位、多层次的错综互动的文学图景。

“三大文人集团”表现出系列性、文学性、自觉性相结合的特点，几乎囊括北宋全部的文学大家和名家，对整个北宋文学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包括总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的特征、文学结盟思想的文化背景的序论，分论钱慕僚佐集团、欧门进士集团、苏门“学士”集团的三章，和“结束语：后苏东坡时代”。

全书在论文基础上整理、撰写而成，始终带着问题意识，在论述中抓住主要问题展开论述，随处可见王水照的独特之见。

“何其芳先生强调‘三新’，即新材料、新问题、新观点。”王水照提到，这是自己在写作时，常常想起的教导。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高克勤在新书研讨会上表示，该书首次把钱慕僚佐集团引入文学史视野，并加以系统、全面的介绍。书中许多议题如对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的揭示、对欧阳修与尹洙关系的辨析、对苏门《千秋岁》和韵词所见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探索等都具有开创性。

来源：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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