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2024年10月11日发布:郑炳林：传承弘扬敦煌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号召，这是在深刻洞察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后作出的科学判断，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探索出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这种新形态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

敦煌，作为丝绸之路咽喉要道和多元文明荟萃交融的重要枢纽，历经千年塑造了独具魅力的敦煌文化，是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典范，也是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生动体现。敦煌文化所蕴涵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不仅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也彰显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所具有的五大突出特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时代价值，需要我们深刻理解和把握。

中华文明是多元汇聚、兼容并蓄、开放交流的文明，“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敦煌作为东西文化荟萃之地，以石窟壁画、敦煌遗书和简牍文献等为代表的敦煌文化也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开放体系中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凝聚力量的丰厚滋养，彰显着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创新性。

敦煌石窟艺术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结晶，内容极为丰富，是建筑、雕塑和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但各自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发展规律。从4世纪至14世纪，即上起十六国，下至元代，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和瓜州榆林窟在内的敦煌石窟群在连绵千余年间陆续营建完成，现存的数百个洞窟中保存着历代塑像2000余身，壁画5万余平方米，多元文化交融符号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1987年，敦煌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敦煌石窟艺术在以汉晋中原文化为基础的本土文化之上，大胆吸收了中亚、西亚佛教思想内容，并把它传入了内地，又不断接受了中原佛教文化的新成果，反哺于中亚等地。

敦煌遗书是中国贡献于世界文明的最真实的文本记录。在莫高窟第17窟（又称“藏经洞”）出土的起自晋止于宋初的6万余卷古写本和一些古刻本，其内容以佛教经典为最多，还有道教经典，经、史、子、集四部书，俗文学、域外古语言古宗教、社会经济资料等。除汉文文献居多外，还有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和梵文等非汉文文献。敦煌遗书的发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挖掘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资源，增强文化自信，敦煌遗书给我们留存了无限量的空间和内容，通过这些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传承中对历史、社会、经济、文化不懈探索与思考的清晰脉络。

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又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自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掘得705枚汉简起，甘肃陆续出土的6万余枚汉简，无一不与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关系，对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是丝绸之路全景式呈现。拂去蒙在故纸典籍上的灰尘，清理粘于简牍上的泥沙，通过不断梳理藏于字里行间的无数中华优秀文化因子，使其活起来，激活它们在新时代新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的绵延传承，从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断衍生发展。敦煌是多种文化交融之地，西汉置郡后，将中原各地百姓通过移民实边、流民实边和屯田戍边等各种形式迁徙到敦煌，形成了别具风格的敦煌文化。同时很多西域地区的客使、胡商、质子、归义者等以各种方式徙居敦煌，逐渐成为敦煌的著籍百姓，如大宛、乌孙、疏勒、龟兹、莎车人，将西域文化带到敦煌，并逐渐融合到敦煌文化中。敦煌原来就是月氏等民族生活的地方，匈奴进入后，月氏人被迫西迁中亚，汉魏以降，中亚月氏、粟特人逐渐回迁河西诸郡。唐中期，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粟特人康氏等家族进入敦煌，唐朝为了安置这些粟特人专门设置了从化乡。同时，流行于西域地区的景教、祆教、摩尼教传入敦煌。而佛教自两汉之际首先传入敦煌，悬泉汉简所载“小浮屠里”，便是其实证材料。敦煌莫高窟开窟造像始于十六国时期，隋唐时期达到鼎盛，无论从造像壁画还是寺院戒律文书，佛教逐渐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进入佛教艺术中，形成别具风格的敦煌石窟艺术。无论是石窟艺术、敦煌遗书还是简牍文献，都是敦煌文化融合多种文化的典型代表。敦煌文化是以汉文化为基础，从各个层面充分吸取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精华而形成的，在兼收并蓄中完成了中外文化互鉴交流的千年延续，同时也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周边地区乃至更遥远的地域传播，是世界文明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中华文明是多元一体、向内凝聚、团结集中的大一统文明，有突出的统一性。大一统理念源于先秦，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前提，“车同轨，书同文字”等多种管理制度的确立，有力维护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这在简牍文献和敦煌遗书中均有生动体现。敦煌作为沟通西域的门户，是中原王朝与西域地区交往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经营西域的基地所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置敦煌郡就以经营西域为主要职责，“敦煌”不仅是大而盛，还有广开西域的意义，所以西汉时期敦煌郡的驿道就向西延伸至楼兰附近的伊循城，而伊循都尉也归属敦煌郡来管辖。唐代沙州寿昌县管辖有石城镇和且末镇，将隋代在西域设置的两个郡变成沙州所属寿昌县的辖区，这种行政区划的设置，也是为了保障敦煌在经营西域中的主体地位。敦煌作为大一统文明的缩影，在大一统的政治框架内，孕育了深厚的敦煌文化。

传承弘扬敦煌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业，要求我们以实际行动推动敦煌学的新发展。一是将敦煌汉简、吐鲁番文献等纳入敦煌学研究的领域，敦煌学是一个以地名命名的学科，研究对象主要是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因此还需要从狭义的敦煌学向广义的敦煌学拓展，将敦煌、西域的历史面貌更加完整、立体地展现在学术界面前。二是不断扩大学术视野，强化引领作用，不仅要关注汉文文献的研究，更要关注非汉文文献的研究，在更加宏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系统全面揭示敦煌文化的价值，将单一研究形态转换为复合型研究形态，弥补研究短板。三是在研究地域上既要东进西出、南北延伸，也要从时间上实现前后贯通，把敦煌汉简、黑水城文献、吐鲁番文献以及中原和古代西域文献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内容，研究敦煌学不仅要关注敦煌地区的研究，更要关注敦煌相邻地区的研究，特别是河西历史、西域历史和中原历史的研究，还要关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历史研究，这些地区与敦煌地区来往密切，历史息息相关。四是在学术研究上提倡学科交叉，通过跨越不同学科，将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方法在问题解决中有机结合，为敦煌学高质量发展提供动能，力争使敦煌学研究取得全新的突破，产出一流的高质量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支撑，是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文化根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才能不断推动敦煌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敦煌文化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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