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2024年10月12日发布:高能所原所长陈和生院士追忆李政道：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中立走遍天下，站队寸步难行？为何中国总在争端中恪守中立（二）

李政道1926年11月24日生于中国上海市，祖籍江苏苏州。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官网资料显示，1943年至1945年，李政道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入读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1950年6月获博士学位。1950年至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53年至1960年历任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1960年至1963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4年当选哥伦比亚大学费米物理学讲座教授，1983年起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

李政道长期从事物理学研究，在粒子物理理论、原子核理论和统计物理等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1954年，提出“李模型”，对探讨量子场论基本问题起到重要作用。1956年，他与杨振宁一起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论断，翌年经实验验证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李政道在正反粒子变换和空间反射联合变换下不守恒问题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建立与发展孤立子的量子理论、提出反常核态的概念、建立与发展随机格点规范理论、把时间作为分立动力学变量并进而建立分立动力学理论等方面都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发表大量科学论文，著有《场论和粒子物理学》等科学专著。

不遗余力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

李政道始终心系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自1972年起，他多次回国讲学、建言献策，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教育事业进步。他曾为推动中国高能物理的发展以及我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竭智尽力，为中国的高能物理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曾写文章回忆，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9月，李政道和夫人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首次提出了中国应考虑建造一个小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中国领导人认真考虑了李先生的建议，支持了中国学者提出的发展高能物理实验的愿望。不久，周总理在给张文裕等18位科学家的回信中说：“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1973年2月1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开始走上正轨。

1981年3月，在中国高能物理方案经过“七上七下”，大家一筹莫展时，李先生召集中美科学家一同研讨，以防中国高能物理又会错过发展时机，再遭严重挫折。会上，他和美国SLAC时任所长潘诺夫斯基正式提出建造44亿电子伏（2×2.2GeV）质心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研究粲物理。

他们认为这样一台对撞机作为中国高能加速器的起步，在技术上是先进的，可以带动中国的高科技；物理窗口是广阔的，有丰富的研究课题；同时可以产生同步辐射，有极大的应用价值。这个建议得到中国高能物理学家的广泛支持。1981年底，李先生亲自向邓小平同志介绍了这一方案，获得了支持。在李先生的帮助下，高能物理所开始进行设计和预制研究工作。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工程立项。1988年10月，BEPC实现第一次正负电子对撞，《人民日报》称“这是我国继原子弹、氢弹爆炸成功、人造卫星上天之后，在高科技领域又一重大突破性成就”。

李政道先生还促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的建立，设立CUSPEA（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建言设置博士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制度，为中国科技教育事业发展培育人才、铺平道路。

高能所原所长陈和生院士追忆李政道：

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

“没有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的不懈努力，中国的高能物理和大科学装置无法得到如此跨越式的发展。”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追忆缅怀李政道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原所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经理陈和生表示。

推动建设国际高能物理的“常青树”

今天（8月5日）上午11点，陈和生得知了李政道去世的消息。“前一段时间，李政道先生的身体都还好。我们开会时，他还会发来视频致辞。今天突然得知这一消息，感到非常震惊、悲痛。”

陈和生将消息转告给李政道在中国物理界的朋友后，也给他的家属发去了唁电。“李先生是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为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里程碑式的巨大贡献。他同时也对中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高能物理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

李政道以杰出科学家的卓越眼光，围绕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极力助推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位于玉泉路附近，外形宛如一个大型的羽毛球拍，内部则像一座地下迷宫。世界是由一些基本粒子组成的，加速器和对撞机就是用来“抓捕”粒子的工具，以寻找新粒子。20世纪50年代，欧美已相继建设了各类高能加速器。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中国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曾几度搁浅。

1981年，李政道召集中美科学家一同研讨，并提出建造44亿电子伏质心能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研究粲物理。1981年底，李政道亲自向邓小平同志介绍了这一方案，获得了支持。在他的帮助下，高能物理研究所开始进行设计和预制研究工作。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BEPC（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立项。1988年10月，我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现第一次正负电子对撞。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运行30多年了，一直在高能物理领域保持了在粲能区的国际领先地位，是国际高能物理的‘常青树’。”陈和生说，这意味着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的建立BEPC是非常好的物理设想和方案，这个方案符合中国国情，高能物理研究所也做得非常好。

“他永远会活在中国物理学家心里”

1998年到2011年期间，陈和生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他回忆说，2000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受中国科学院委托，制定了“中国高能物理发展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的报告，获得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原则同意，其中就包括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的方案，即BEPCII。

“李先生对我们的发展战略非常支持，克服了很多困难，帮助我们推动BEPCII的立项。他还通过中美高层会谈推动中美合作，解决了我们在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各种技术困难。”回想起李政道的支持，陈和生至今仍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