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时报2024年10月14日发布:作为问题的世界文学——重审大变局下的“世界文学”模式与格局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维度重审“世界文学”，它便不仅是一个对象，而更成为一个问题。从歌德奠基性地提出“世界文学”概念并为其追溯以欧洲经典文学为基底的谱系开始，世界文学便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欧洲版本。近两百年来，世界文学虽经演化发展，旧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发展为另一种新的西方中心主义，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阔的东方文学在其中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与位置。进入21世纪，“世界文学”观念所包含的不对称格局和庸俗化理解首先迎来了西方内部的反思和重构，莫莱蒂、达姆罗什、卡萨诺瓦等一批学者以自身研究和文学史实践撬动了“世界文学”的坚硬底座。今天，“世界”不再是一个既定的对象或事实，而处在不断生成、流动之中（worlding）。作为动词的“世界”与此前《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策划并推动的“讲理”“说义”“味道”“言情”一起构成“回归日常，回到常识”系列讨论的关键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当如何谈论一种生成中的“世界文学”？走出西方中心主义模式的世界文学如何可能？如何对中国文学展开面向世界文学的介入性研究？“中国叙事”如何参与世界文学的知识生产？中国学者如何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回答以上问题，不久前上海市高峰学科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学科等单位联合主办的“概念·问题·谱系：世界文学”高层论坛在上海召开，与会学者开展了热烈讨论。编辑部在此基础上特约请相关领域专家撰文，重审大变局下的“世界文学”模式与格局。

王宁教授追溯了“世界文学”概念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指出中国学者应以积极的姿态介入国际性理论讨论，从中国视角出发，通过与国际同行的对话，重绘世界文学版图。陈众议教授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危机及现代主义以降西方文学的问题出发，指出讨论世界文学应更多关注文学本体及其历史与常识，关心处于弱势的国族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关注新的时代和历史契机孕育的新世界主义及世界文学。方维规教授围绕世界文学与全球化的结构性关系展开，指出相关研究应力避“全球化”沦为话语的空转，关注文学和文化在过去和现在如何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如何应对跨国族的后现代秩序。宋炳辉教授指出，世界文学并非简单是全世界文学的总和，而是一个不断衍生的复数，是一种创造性的、跨文化的、未完成的文学实践和文学事件，基于此“历史进程性”可展开对世界文学的“谱系研究”。张辉教授认为，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重点应挪移到“文学”上，抽象、宏观的世界文学是空洞的，只有从具体的文本、现象、文学自身历史出发，才能揭示文学为我们认识和展现世界复杂性与丰富性所提供的无限可能。刘洪涛教授以21世纪西方学界出版的三部代表性世界文学史著作为例指出，这一去西方中心主义实践可为中国学者借鉴发展，进而打开中国去西方中心的世界文学史写作新局面。张帆教授指出，“中国故事”对世界文学的介入式研究，旨在于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语境中确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构建“中国故事”的世界谱系和方法论，探索具有世界性的中国故事话语机制和知识生产机制，从而补益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

——主持人　叶祝弟　屠毅力

新世界主义与世界文学点厾

陈众议 |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陈众议

先说学科危机。这大概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首先，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市场萎缩趋势愈演愈烈。一书既出，洛阳纸贵现象不再，就连曾经言必称外国文学的中国作家和读者也已经或正在用行动表达他们对外国文学的疏虞。其次，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四十余年的扩张戛然而止，甚至急转直下，招生难、就业难，几可谓哀鸿遍野。再次，有关将外语剔除出中高考三大基本科目的呼声甚嚣尘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窃以为问题的症结主要在学科自身。拿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而言，我们显然没有及时对粗放式引进给予调整，以致迟迟没有归趋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传统。正因如此，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指南明确要求外国文学译介必须回归经典，而非小众猎奇。据此，我们是否应该效法大先生鲁迅来进行一番自我检讨呢？譬如我们在评价现代主义以降的西方文学时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可推举的是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他在《艺术的非人性化》（1925）和《大众的反叛》（1930）等著述中一味地褒奖文艺实验，并严厉批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大众化倾向。他甚至直接用“乌合之众”称谓大众，说“大众碾压一切卓尔不群的事物，一切卓越的、个性化的、有资质的和精雅的事物”。他站在精英立场上，反对文艺的市场化。这并非没有道理，但他忽略了文艺一路向下的真正推手：资本。又譬如马尔库塞曾经用“革命”褒奖文学实验，谓毕希纳和布莱希特、卡夫卡和贝克特“都由于内容被赋予形式，所以是革命的”，“艺术的真实性在于：世界真是它显现在作品中的那个样子”。然而，用阿多诺的话说，拿某种思想或理论概括这样一些奇异的作家是不可取的，研究者应该“坚持探索那些难以归类的地方，而这些内容才是作品意义所在”，

在他看来，卡夫卡更像哲学家，《城堡》和《审判》只是一个关于存在或异化的哲学命题。尽管，阿多诺和其他某些西方学术精英认可现代主义的原由主要在于，它是文本细读规则引导或控制下的文学教育，而取法传统愉悦法则的文学只是“满足大众需要”。至于学术，仿佛只有怀疑、颠覆和否定甚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才是学问，才叫高深。布尔迪厄曾多次批评此类倾向，认为它是一种阶级分层的把戏。卢卡奇和詹姆逊几乎直接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概括现代主义，前者横扫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贝克特、穆齐尔、莫拉维亚等一干作家，后者则直接以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为题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并将其视为后现代主义的前奏。然而，一直到21世纪，齐格蒙特·鲍曼仍在其著述如《流动的现代性》（2000）中毅然决然地将变易视为世界的本质，谓“‘现在’是现代性历史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抓住它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来的‘新奇’这一实质……这是用流动性来对它进行合适类比的充分理由”。

这倒有点像《周易》，但《周易》也且看两面，在阐述易的同时并不否定变之有常，于是也便将本体论的触角指向了运动的规律。因此，这里需要批判的武器，断非三言两语可以廓清。此外，我们既不否定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自有其从出的土壤与缘由，也不否认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疆界的拓展与思辨的翻茬。但是，必须强调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固然创新了文学，却同时颠覆了审美传统、阻喝了读者。且不说文学创作如何在颠覆中向下、向弱发展，即便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也大有自话自说、自娱自乐的趋向——用伊格尔顿的话说，20世纪的许多理论既不解决社会问题，也不对文学本体产生积极作用；用卡尔维诺的话说，20世纪的许多文学既不丈量大地，也不洞察人心，他甚至用“石化”来形容文学话语的僵化。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讨论世界文学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本体及其历史与常识呢？本人曾就世界文学的向下、向小、向窄等发展趋势发表过不少陋见，恕不赘言。基于文学危机，窃以为讨论世界文学不仅要重视卡萨诺瓦、达姆罗什等西方学者的著述，更应该关心处于弱势的国族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借此机会，不妨列举若干不同观点。信奉“世界文学”的学者即或不能从谏如流，诚是否应该兼听则明呢？

第一个例子是第一个书写《比较文学》（1886）的爱尔兰学者波斯奈特。他剑指英格兰，认为世界文学是西方霸权的文化体现，并且认为最佳的去世界文学西方中心化的方法便是平等的比较。但是，由于西方现代民族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观念和机制，在诉诸民族文学之前便被规定了先决条件：世界帝国和世界文学。当然，波斯奈特承认某些世界性文学的存在，譬如对人类的普遍观念和语言作为神圣书籍或文学艺术媒介的批判性研究，以及现代欧洲对物理性质及其与人的关系的新审美欣赏等。同时，他认为“在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中，我们不能像在其他地方那样明显地观察到世界文学的这一特征。而在印度、中国、希腊和意大利，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必须区分一些历史已知的世界文学和其他文学。譬如亚历山大和罗马的希腊－拉丁文学所表现的自然情感与印度和中国文学所表现出的相同情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后者，我们没有观察到每个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单独关系，因为一切都是社会性的，人类个性的差异不会在人的世界和自然的世界之间凸显出来。然而，在前者个人体现初出独立的感受，他们个人的爱，他们个人的痛苦和快乐，并与自然的生命不断形成对比或比较”。

第二个例子是我们自己。曾几何时，我们的前辈在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之间摇来摆去、纷争不绝。是故，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序言中有过这样的检讨：“照英国流行的拼法写他为阿Quei，略作阿Q。这近于盲从《新青年》，自己也很抱歉。”而钱玄同和瞿秋白等新青年的确在为取缔汉字大声疾呼，他们一个要用波兰犹太人柴门霍夫发明的世界语（Esperanto）取而代之，另一个则取法拉丁语（Latin）。

第三个例子是拉丁美洲学者关于世界主义、世界文学和土著主义、本土文学的争鸣。在理论上，墨西哥作家巴斯康塞洛斯于1925年用“宇宙种族”或宇宙主义指代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指认拉丁美洲由于种族混杂而具有天然的包容精神，“对荷马、柏拉图、维吉尔、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和歌德等从之如流、如数家珍”。他的观点得到了博尔赫斯、聂鲁达、米斯特拉尔、阿斯图里亚斯等诸多前卫作家的认同。与此同时，土著主义（又称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差异）更关注社会现实，试图通过文学艺术暴露社会不公、改变社会面貌。他们如雷布埃尔塔斯、蒙西瓦伊斯等一干文人，批评巴斯康塞洛斯的宇宙主义是掩盖种族问题、阶级矛盾的神话。在他们看来，“宇宙种族”只是有关人口构成的一种说法，并不能真正解释墨西哥及拉丁美洲错综复杂的民族特性。雷布埃尔塔斯坚信民族性即阶级性，因而并非一成不变。当拉丁美洲尚处在种族抗争、民族解放的关键时刻，当千百万印第安人、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仍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广大劳动人民还在被压迫、被剥削的渊薮中挣扎，何谈“宇宙种族”？在他们看来，巴斯康塞洛斯的所谓宇宙精神包含着极大的欺骗性，因为在拉丁美洲，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西方文化，而真正的拉丁美洲历史和现实只能是种族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倾轧、西方霸权和印第安人的血泪、黑人奴隶的呐喊。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和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困顿，拉丁美洲文坛竟然在几个关键节点后来居上，率先发明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世界主义和新世界主义等概念。这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充分的必然性。偶然性在于这些概念（术语）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拉丁美洲，而非欧洲，这中间或有后发的“优势”；必然性则是拉丁美洲作为西方文化的“私生子”，既流淌着西方殖民者的血液，又蕴含着被“强暴”的印第安人的反骨。

首先，19、20世纪之交，当西方处在一片“世纪末”哀号声中，拉丁美洲文人“冬江水寒鸭先知”，率先感知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争气息。于是，拉丁美洲诗人敏锐且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地举起了现代主义的大旗。以鲁文·达里奥和何塞·马蒂为代表的一代诗人从殖民主义文化中突围，进而反过来影响了西方前宗主国家。

从文学思潮的角度看，19世纪末来自欧洲的印象派和颓废派等新兴流派诗潮曾沉重地撞击了拉丁美洲文坛。美国文学则开始一路南下，压向拉丁美洲，其中夹杂了令其他美洲国家和人民苦不堪言的门罗主义。正是在欧洲悲观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双重倾轧下，拉丁美洲文坛开始了夹缝中求生存的逃避和抗争：其一是带有明显逃避主义倾向的唯美主义和新巴洛克主义；其二是让拉丁美洲脱颖而出的积极抗争。前者以素有“天鹅诗人”之称的鲁文·达里奥为代表，后者以何塞·马蒂为旗手。二者殊途同归，在文坛掀起了现代主义高潮。考“现代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888年鲁文·达里奥发表于《艺术与文学杂志》的《中美洲文学》一文中。在此，诗人首次启用了“现代主义”（Modernismo）这个概念。然而，由于一众现代主义诗人在方法上固有标新立异之共同取向，然立场却大相径庭。鲁文·达里奥是一个纯粹的唯美主义诗人，而何塞·马蒂则分明将文学化作独立革命的鲜艳旗帜。

其次是“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o）。这个概念或术语最早由墨西哥学者费德里科·德·奥尼斯于1934年提出，用以指称1914至1925左右的西班牙语美洲诗潮，见诸《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选1882—1932》。在奥尼斯看来，随着1910年墨西哥诗人发表十四行诗《拧断天鹅脖子》，以及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现代主义改变向度，进入后期，尽管它很大程度上是对前期现代主义的反动。诗人恩里克·贡萨莱斯·马丁内斯用慷慨激昂的十四行诗扬言要拿智慧勇敢的夜枭取代徒有其表的天鹅。当然，任务并非一蹴而就。拉美文坛的转型缓慢而曲折，这多少有些近似后来西方某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学者的路径：以虚无主义启航，而后返回并归趋于现实和经典。其中的典型例证便是深受博尔赫斯影响的约翰·巴思：他放弃早期虚无主义和元小说方法，转向创作富有鲜明现实和政治指向的《水手大人的最后一次航行》等后期作品。另一例证便是“耶鲁四人帮”之一的哈罗德·布鲁姆，其晚年致力于回归“西方正典”。

再次是“世界主义”（Cosmopolismo）。世界主义固可悠远地追溯到孔子的大同说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但拉丁美洲最早明确提出世界主义的是巴斯康塞洛斯，前面已经说过，需要补充的是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固然从出于相应的经济基础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但同时又可能不完全受制于后者。从经济基础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满目疮痍、哀鸿遍野，而美洲无疑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拉丁美洲。后者凭借资源优势如丰富的农产品出口而出现“经济奇迹”。从南锥体的阿根廷到毗邻美国的墨西哥，迅速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这正是阿根廷新任总统米莱“让阿根廷再次强大”的历史情结和偏执梦想的来源。拉丁美洲文坛的世界主义（与宇宙主义同义）思想正是在此背景上形成的。墨西哥城、布宜诺斯艾利斯等拉丁美洲城市几乎一夜之间繁盛起来。前者以高楼大厦和壁画运动吸引了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一大批外国前政要，后者仅铁路里程就达到了二十几万公里，位居世界前列。这使得很多人沉浸在“美洲时代来临”的喜悦和狂欢之中，尽管笑到最后的不是拉丁美洲，而是美利坚合众国。

在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丁美洲再一次获得天赐良机，真正开始“经济腾飞”，直至1980年代华尔街狠下杀手，制造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拉丁美洲从此一蹶不振。但这是后话，需要强调的是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发起了新世界主义的狂潮，那是在“距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的叹息声中发出的历史强音。面对强大的美西方和旷日持久的“冷战”，拉丁美洲的许多文人窥见了彻底翻身的曙光。这一方面是基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梦想，另一方面则多少归功于“三个世界”理论和不结盟运动的催化。在《第三世界主义和不结盟运动》一书中，学者阿尔布盖尔盖倾情追溯了这段历史。他探赜索隐，挖掘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受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和几乎同时期的不结盟运动影响，呼唤回归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历史。他从阶级分析方法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只有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才能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产生根本作用。诚然，最早拥抱新世界主义（Neocosmopolismo）理念的是阿根廷思想家阿斯特萨诺，他于1972年率先呼吁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基准上借鉴古代美洲和亚细亚方式以实现世界社会主义。这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首先放弃帕雷托“二八定律”。西方世界愿意否？历史证明，后者非但不愿意，而且一直在变本加厉地掠夺和挥霍自然资源，阻挠和遏止发展中国家的和平崛起。

尔后，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回到世界文学这个话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如下几个层次：其一是作为实际的存在，即世界各民族文学之和；其二是作为刊物的存在，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世界文学》（其前身为鲁迅和茅盾创办于1930年代的《译文》）及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今日世界文学》，等等；其三是作为强势话语的“世界文学”谱系，它们大抵遵从美西方学界关于世界文学的界定，其中既不包括《红楼梦》，却也并不排除一些致力于平等对待发展中国家文学的诉求；其四是可能的世界文学，即新世界主义视阈下的世界各民族文学，它应该归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的现实体认和未来瞻望。最后一条又会让我们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关于前几条大家已经说得很多，但关于最后一条却鲜有同行提及。《资本论》中提到，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导致劳动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从而使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都打上资本的烙印。这时的文学当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世界文学，即资本文学。这种带着鲜明的资本烙印、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世界文学能与歌德式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怀想同日而语吗？但马克思并看两面，即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是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世界文学已然不是歌德泛泛而论的世界文学，更非其从仅有八万人口的魏玛公国发出的理想主义吁请，而应关注如何规避由资本主导的全球性同质化文学（这个由偏正结构组成的文与学急剧退化，或谓矮化、窄化、小化、去审美化和去民族化），并努力在平等交流中加强文明互鉴、厚植人类文明新形态，就像故宫三大殿所彰显的太和（天人之和）、中和（人人之和）及保和（人己之和），同时在阶级和国家消亡前坚定地守望和强健民族文学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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