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速趋缓的因素之一，中等收入陷阱是赶超瓶颈期

2021年美国经济创下近40年来的最高增长纪录，达到5.6%，GDP突破了23万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万多亿美元。数据非常亮眼，但其实这都是建立在高通胀基础上的成绩，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在2021年经济只增长了1.7%，GDP总量反而低于5万亿美元，比2020年还少，主要原因是日元贬值。2021年印度经济增长8.1%，和我国一样的增速。此前IMF预测2022年印度经济增长9%，如今下调到了8.2%，但依旧非常高，位居全球经济体前列，而经济总量预计为3.29万亿美元。

4月19日，IMF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望》，将2022年全球经济的预估增长率从4.4%下调至3.6%，降低0.8个百分点。IMF将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速预期降至4.4%，相比上次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预计经济总量为19.91万亿美元。2022年欧盟增长预期下调至2.8%，对俄罗斯的预测是下滑8.5%，东盟五国增长预期5.3%。

2020年世界各国经济受到新冠疫情打击，很多国家都是负增长，2021年进入快速反弹期，2022年，世界主要经济体都会二次下滑，2023年可能继续下滑。

就中国经济而言，中国已经告别高速增长期，GDP增速从8%到6%，再到5%，肉眼可见的降速。

全球经济增长曲线图

中国经济曲线

中国经济增长趋缓，符合后发国家赶超规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走过同样的曲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一万到二万美元都遇到瓶径，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

为什么会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呢？

这是因为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时，遇到了瓶颈，技术创新不足，引进技术受限，而且很多技术压根引进不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是比较优势，全球化也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贸易和技术全球化扩散，但发达国家会想法设法保住自己技术优势的饭碗，否则他们就没饭吃了。

在早期资本积累期，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富起来的人有了资本积累，开始引进和学习技术并投入生产。此时，经济基本单位企业和家庭，家庭还不富裕，所以社会总消费需求有限，企业产能只能对外出口。当跨入中等收入陷阱时，因为与发达市场的资本市场竞争，一方面发达国家会限制对其技术输出，另一方面又会发生贸易争端，比如八十年代的日本。

一个经济体快速发展期，是人均GDP1000美元到一万美元时期，是短缺向过剩的转变期，资本短缺转向资本过剩，供给短缺转向供给过剩，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穷人无法消费富人的产出，并出现需求不足，这时候经济就开始不断减速了。2019年，印度人均GDP超2100美元，印度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2000年，当时的中国人均GDP仅有959美元，2001年美国互联网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危机，为扩大全球化，美接纳中国加入WTO，次后中国经济进入高达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值。中国人口红利得以释放，中国发展优势就是廉价劳动力，除了人多，中国人均资源较少，教育亦不发达，廉价劳力是中国的全球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产业具有相当竞争力，并随着工业基础的积累，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也发展起来，最终实现了工业化。

在迈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期，第一，需要收入分配调整来平衡需求，只有穷人有钱消费才能创造出需求增长；第二，就是技术创新，此时技术创新具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正是创新的前提，有钱投入，才能搞技术研发。

初次分配与要素培育直接相关，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等手段集中资源，用于提升低收入群体的基本公共服务，由此提升他们人力资本；三次分配要坚持自愿原则，在现阶段，也应通过扶贫、教育等方式，重点服务于提升低收入群体做大蛋糕的能力。重要的是理顺要素、生产和分配的关系，推动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进入正向循环，增强其互补性和可持续性。

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可以参考亚州最后一个发达国家韩国的经验。

1991~1996年，即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1990年研发强度达到GDP的1.72%，1993年猛增到2.12%，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基础研究所占比例基本稳定在12.5%以上，1998年达到了14%。2006年，韩国公共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占6.5%，大学科研人员占36.1%，企业科研人员占57.4%，企业已经成为科研开发的主力军.20世纪90年代后，韩国进一步加大对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大力发展自主创新产业，从技术引进转变到自主创新，并加大本土品牌建设。

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首次超过两万亿元。研发强度，即研发经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2018年，中国研发强度（2.19%）与欧盟27国水平相当（2.18%），非常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2.38%）。美国R&D研究人员人均研发经费为41万美元，德、日、意、法四国均超过20万美元，中国为17万美元，与加拿大和英国相当。2017年，中国R&D研究人员投入为174万人（全时当量），居世界第一，超过排名第二的美国30万人。2020年中国设定的R＆D经费投入强度是2.5%，目标没有实现。

韩国十分注重开发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教育费用占政府预算的比例从1965年的16.2%增加到1998年23.3%，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的5.2%增加到2000年5.8%。2019年，中国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次突破4万亿元，占GDP比例为4.04%，占财政支出的14.8%，不及当年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教育投入。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早在2001年，澳大利亚、日本、英国和美国等高收入国家，公共教育支出占GDP的均值就已达到4.8%。

根据数据对比，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科研和教育投入，比之跨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还有不足，尤其是教育投入不足，这也是我国创新驱动迟迟无法主导内涵式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投入和体制创新，才能释放创新潜力和人力资本优势。

另外，韩国金融资本被美控制，其几乎所有大银行都是美资控股，所以韩国产业是依附于美国，这点与日本有所不同，日本金融资本有相对独立性，所以，韩国没有受到美国遏制和打压，这是中日不具备的外部因素之一。

但是，从2008年后，中国经济过早金融化，中国需求依赖投资需求，投资主要是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又靠债务驱动。截至2020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券存量规模已经达到25.49万亿元，在债券市场中占比达到22%，是我国债券市场第一大债券品种。地方政府是投资主力，借债投资，卖地还债，这种投资已经形成一种循环，这种香港模式的地产经济，使中国遇到当年日本一样的问题。相比90年代后的日本，中国国土空间广阔，基建空间大，比如新农村建设，中国比日本好一点，就是还能靠基建硬推经济增长。

研究美国经济发展历史，可以发现，美国早在20世纪初就实现了工业化，比中国工业化要早一百年。二战后，美依靠美元霸权体系主导全球经济秩序，冷战期为对抗经互会搞资本技术输出，在亚洲扶助日本和韩国，这也是日韩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同时期，中国同样从老大哥那引进了工业基础和技术，每个工业强国的工业化都离不开早期引进，美国工业化是引进欧洲技术。全世界除英国外，没有一个工业国的工业化是靠技术内生而成功的。

美国在七十年代前，特别是二战前，也是靠基建投入，也是搞凯恩斯那一套，七十年代后，美国开始走向金融资本主义。2000年互联网金融泡沫破灭引发美金融危机，美国加速脱实向虚，并在2008年次贷危机，金融资本矛盾引发危机内爆！金融资本是寄生于产业资本，并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的食租群体，这是从美国发展道路总结出来的教训。

美国金融资本也有优势，就是风险投资与科技创新的结合，华尔街与硅谷的联合，教育与科研一体化，这是美国创新力的根本，也是美国重要的全球竞力，美国比较优势就是技术领先和金融资本。

如今，我国的比较优势更多的还靠人力资本，教育是人力资本开发积累的主要途径，而我国的大学教育又比较落后。

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道路，依赖于家庭消费支出，依赖于工资增长，教育、房贷和医疗是中国家庭的三大重负，这又严重影响其他支出，比如旅游度假、外出吃饭和购车购电器等。家庭服务消费支出不增长，服务业就很难发展起来。

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瓶劲期，也是各种即得利益的调整期，改革与发展都进入了攻坚克难期。

希望中国能走好接下来的路。

作者：农子孟。本文是本人一家之言，片面之词，错误在所难免，非喜务喷，贵在交流。欢迎关注，来自民间的经济爱好者，一位会思考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