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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史明君心

编辑 | 史明君心

<<·——前言——·>>

简·坎皮恩执导的电影《明亮的星》中，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女性形象芳妮，她热衷于诗歌，对爱情忠诚，充满热情和无私。

电影中的芳妮角色基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她对济慈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帮助他达到了创作巅峰。然而，19世纪的英国评论家常常以男性视角看待芳妮，错误地认为她是追求名利的低俗女性，这种误解阻碍了我们全面了解济慈作为作家的形象。

《明亮的星》成功地塑造了芳妮作为女性主体的身份，这表明电影认可了济慈的爱情故事和道德观念。

这部影片不仅仅是济慈诗人传记的呈现，更是一部强调女性价值的影片，对于世界文学史和女性文化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电影《明亮的星》中的女性人物芳妮——·>>

坎皮恩执导的电影《明亮的星》的灵感来自安德烈·莫森于1997年创作的《济慈传记》。

在这部电影中，塑造出来的女性角色芳妮实际上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

芳妮是家里的长女，她的父亲早早因肺病去世，母亲则和她以及弟弟妹妹居住在伦敦北部的汉普斯泰德。

1818年夏季，他们租住在温特沃斯寓所的布朗房屋。后来，芳妮与济慈相识并陷入爱河，他们就住在温特沃斯寓所的两侧，就在今天的伦敦济慈故居附近。

1819年春夏之交，正是济慈的创作巅峰期，他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诗篇，包括《怠惰颂》、《赛吉颂》、《夜莺颂》、《希腊古瓮颂》、《忧郁颂》，以及《圣阿格尼斯前夜》、《无情的妖女》、《致睡眠》等经典之作。

人们普遍认为，济慈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创作这些诗篇，内在原因在于他积累的诗歌技艺，而其中一个外在因素便是与芳妮的爱情。

《明亮的星》中，坎皮恩以历史为依据，刻画出了女性主角芳妮的形象。她与济慈是最佳的伴侣，两人的爱情故事既悲凉又美丽，深深地引起了众多观众的共鸣。

芳妮展现了新一代知识女性的特点，她对诗人的作品充满了热情和深入的探求。

1818年4月，济慈出版了一本名为《恩底弥翁》的长篇叙事诗，一听说这个消息，芳妮立刻派妹妹玛格丽特去书店购买了一本。玛格丽特回家后，芳妮一边坐在椅子上编织衣物，一边让她朗读诗中的一段话。

当听到“一件美好事物永远是一种快乐：它的美妙与日俱增；它绝不会化为乌有；而是会使我们永远有一座幽静的花亭，一个充满美梦，健康，和宁静呼吸的睡眠”的时候，芳妮突然放下手中的工作，迅速抢过诗集，一个人开始阅读，陶醉其中。

在影片中，芳妮和济慈多次一起吟诵诗歌。尤其是片尾，芳妮在雪地中朗读着《明亮的星》，而济慈则以画外音的方式朗诵《夜莺颂》，这说明芳妮能够深刻理解济慈诗歌的内涵，她在思想上与诗人产生了共鸣。

电影中刻画的芳妮是一个热爱济慈的诗歌，并深陷于对济慈的钟情之中的女性形象。她的爱情像坚固的岩石一样，坚定不移，一直延续到生命的尽头。

《明亮的星》中，知识也是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重要一环，芳妮对诗歌知识的追求成为她与济慈关系的核心。她擅长缝纫，理解“实际实用之美”，而济慈则更加注重“抽象的、想象的、永恒的美”。她将缝纫与诗歌进行类比，认为两者都需要熟能生巧，展现出她的女性直觉和智慧，也透露出她对济慈诗歌创作的启发和影响。

影片中还插入了大量的书信往来，表现出两人相互的深情。芳妮说：“当我收不到他的信时，我感觉就像是失去了呼吸一样。”这句话充满真挚的感情。

济慈在信中写道：“我仿佛希望我们像夏天里只有短短三天寿命的蝴蝶，和你度过这三天，我会在其中注入五十年也装不下的欢乐。”芳妮为此在卧室创造了一个“蝴蝶庄园”，期待美好时光的来临。

芳妮与济慈心有灵犀，除了书信，还通过写小纸条、轻轻敲打房屋的墙壁，甚至隔窗默默对望等方式交流思想。她在济慈在世期间一直关注他的诗歌事业，给予他无限温暖，成为激励他创作的积极动力。

济慈去世后，芳妮的内心彻底崩溃，她悲伤到肝肠寸断，几乎窒息，整个生命失去了本应有的活力。

芳妮继承了母亲布劳恩夫人的善良天性，她勇敢而坚定，积极乐观，自己独立而自强，对待他人充满热情和无私。

她对美好诗歌怀有深厚的热爱，也关心济慈的家人。在济慈的小弟弟汤姆患病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前去探望，表达出对病痛人的深切同情。

《明亮的星》在原本属于济慈的传记故事中，强调了女性角色芳妮的重要性，颠覆了男性观众和影评人的预期。

正如巴特勒所言，性别是一种构建的身份，是塑造出来的结果。

影片并不是简单地讲述济慈的生活和爱情故事，而是通过一段文学历史，揭示了19世纪英国女性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她们情感热烈奔放，勇敢地追求幸福生活，展现出优秀的品质。

这同时也传达了导演坎皮恩的女性主义观念。

<<·——济慈作家形象发展史中的芳妮——·>>

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诗人，他一生创作了大约150首诗歌和300多封书信。这些作品不仅在19世纪下半叶对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文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传播到了欧洲大陆和美国，持续到20世纪上半叶，他在英国和世界文学史上都享有崇高声誉。

济慈的诗歌和诗论在当今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文化价值。但是，19世纪初的英国保守文学刊物对济慈进行了许多攻击，他在文学界遭受了很多质疑。这也涉及到了济慈的恋爱对象芳妮。

济慈年少时失去了父母，成长过程中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陪伴他，还有许多老师和朋友真诚地关爱着他。

芳妮无疑是济慈友人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在爱情的阳光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可是，在19世纪那个年代，许多评论家认为芳妮对济慈不利，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健康和诗歌创作事业。

他们误解芳妮的几个方面：首先，他们错误地认为芳妮缺乏知识，只顾追求外表，不注重提升自己的内在修养，所以认为她不值得济慈的爱和感情；

其次，他们误以为芳妮行为轻浮，对待济慈时时冷时热，甚至在恋爱时还参加社交活动，导致济慈的病情恶化；

最后，他们错误地认为芳妮品德低下，自私自利，追求名利，让济慈感到只有在取得创作成功和经济独立后才能和她结婚，这给济慈造成了巨大压力。

就连济慈的朋友查尔斯·布朗也遵循医生的建议，要求济慈保持平静的心情，严格限制与芳妮的交往，甚至规定了探访的时间。

在济慈的经典化过程中，编辑他的诗歌和书信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其他信件的出版没有引起争议，但直到19世纪下半叶，济慈与芳妮的书信编辑仍然面临阻力。

马修·阿诺德是一位著名的批评家，起初坚决反对出版济慈与芳妮的书信，他认为这些书信表明济慈是一个感性的诗人，过于情感化，缺乏自我控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编辑工作的进行，阿诺德的态度这才逐渐缓和。

另一位重要的济慈传记作者西德尼·科尔文在1891年出版的《济慈书信集》中也没有收录济慈写给芳妮的信件，这表明芳妮在19世纪末期尚未得到广泛的认可。

到了20世纪，通过济慈学者和热心读者的努力，济慈的生活和诗歌价值逐步获得肯定。

1921年，济慈去世100周年，世界各地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中国学者也参与其中。济慈学者们对他的感情生活进行肯定，芳妮的形象逐渐获得认可。

随后，伦敦和罗马分别建立了济慈的故居，济慈与芳妮的爱情故事不再是世界文坛的禁忌。

1952年，琼安娜·理查德森出版了《芳妮传记》，标志着芳妮成为济慈研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人物，她开始在济慈作家形象研究中得到正式的关注。

<<·——结语——·>>

电影《明亮的星》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巧妙地展现了芳妮这位热情善良的知识女性的全新形象，赋予她独立的女性主体身份，与19世纪济慈的形象截然不同。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了以往大多数批评家未曾看到的芳妮。通过对比影片中有声有色的女性主体芳妮与过去无声的形象，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过去对芳妮的质疑和批评已经过时，对济慈的恋爱和价值观的评价也得到了修正。

济慈的形象是一个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话题。

我们仅从性别视角出发，探索了促使济慈获得世界声誉的文化要素，希望引起读者对作家在特定社会语境中生成的影响的关注。

参考文献

［1］张含悦．《明亮的星》的“诗意”美学解读［J］．电影文学，2016.

［2］刘雪莲．《灿烂的星》:爱与诗的颂歌［J］．电影文学，2012.

［3］刘海英．文化诗学视域下济慈故居与作家形象的建构［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9.

［4］约翰·济慈．济慈诗选［M］．朱维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5］刘岩．性别［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6］崔丹，李增．焦虑与超越:论《明亮的星》中英国二代浪漫主义诗人约翰·济慈的诗歌信仰———兼论英国摄政晚期浪漫主义思潮［J］．当代电影，2019.

［7］约翰·济慈．济慈书信选［M］．傅修延，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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