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牛士2024年10月11日发布:「荐书」《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上中下）

全书共三卷，130万字，上起先秦，下迄明清（1840年前），以历史时代为纲，以重大历史问题为目，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上、中、下三卷分别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产生与形成、丰富与发展、繁荣与嬗变，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面貌和成就，既从横向上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内涵的丰富性，又从纵向上探究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演进的连续性，进而揭示其产生、发展、繁荣的基本规律，填补了历史学在理论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空白。

本书首次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做出分类概括，具有突出的前沿性和创新性，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十分突出。本书的出版，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领域，彰显了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丰富、特点和魅力，对于加强当代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历史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彰显中国史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主编简介

瞿林东，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1967年以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生毕业于该系。主要著作有《瞿林东文集》（十卷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及相关著作十数种；主编《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五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七卷本）及马工程教材《中国史学史》；发表论文、文章三百余篇。《瞿林东文集》获北京市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等多个奖项。

序

历史理论是史学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许多年前，白寿彝先生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季刊封面的上端，标明这样提示：“历史理论　历史教育　历史文献学　历史编纂学的专门刊物”。显然，这一提示明确地表示出史学史研究的几个重要研究对象。依据这一认识，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中，中国古代历史理论自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其实，早在1961年，白寿彝先生在《谈史学遗产》一文中就把史学遗产中的一些积极成果比作若干个“花圃”，他这样指出：“对史学遗产基本观点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第一种是对历史观的研究。……分析批判各种不同的历史观，这是我们研究史学遗产时首先要担当起来的研究工作。当然，过去无论哪一种历史观都不可能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但分析批判这样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对于掌握历史理论的发展规律，锻炼我们的识别能力，丰富我们的理论，提高我们的水平，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说，对史学遗产中的各种历史观的研究，在一定的意义上就是对历史理论的研究。唯其如此，这一研究对历史研究者和史学研究者从各方面提高自己“都是不可少的”。白寿彝先生的这些话，足以说明历史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我涉足中国古代历史理论问题，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是因为在研究唐代史学中逐渐萌发了兴趣，如：《评〈隋书〉史论》（1979年）、《唐代谱学和唐代社会》（1981年）、《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1984年）等文中所论，有关隋朝何以短祚速亡、门阀士族与谱牒之学是何种关系，以及杜佑《通典》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思想、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等，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我对中国史学史的认识，而且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加深了我对中国社会历史的认识。因此，在此后的研究中，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自觉意识。

趁着本书新版面世的机会，我想再次提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各有其不同的研究对象问题。我曾发表过两篇小文，一是《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史学理论》1987年第1期），一是《再谈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2期），这里不再重述。这里，我想结合具体的研究工作，讲一点实实在在的感受。1982年我参与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的撰写工作，分担“史书的编著”和“史书的体例”等章的执笔；1986年，又参与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论卷的撰写工作，负责起草“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与“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两章的初稿。这两项工作，显而易见，前者是有关史学理论的研究，后者是关于历史理论的研究。

此外，我还做了另一件学术工作，即主编《中华大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历史典》编委会确定的名称）。我把这个分典划分为三个“总部”，即历史理论总部、史学理论总部和史学史总部。“历史理论总部”提要是这样表述的：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史学遗产中人们关于客观历史进程之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论述。

本总部包含论天人、论古今、论地理、论时势、论华夷、论国家、论正统、论分封、论兴亡、论鉴戒、论风俗、论人物等十二个部。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历史上备受关注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特点，对当代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研究有重要参考和借鉴意义。其中，天人古今自是历史理论的根本问题，地理、时势、兴亡、鉴戒，涉及社会历史面貌和人们的追求，国家、正统，与政治统治密切相关，华夷之论则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紧密联系，重视风俗移易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评论历史人物的方法和标准亦是人们所关心的问题。这些问题之间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有其内在的联系。

而“史学理论总部”提要则是如下的表述：

本总部所纂辑的内容，是先秦至清末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史学（作为一种知识、一门学问的史学）发展中产生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与撰述。

本总部包含史学功用、史家修养、史学方法、史学批评等四个部，有广泛的涵盖面。其中，史学功用的问题，是古往今来人们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至今仍有其突出的现实意义。史家修养，反映了中国史家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思想、道德遗产，对今天的史学工作者的修养和学风建设多有借鉴之处。史学方法，反映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史学批评，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也是联系史学与社会的桥梁之一，而关于批评之标准与方法则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气度、见识与风采。

上述工作，不论是研究与撰述，还是在一定的史学思想指引下对有关文献的蒐求与分类，关于历史研究对象与史学研究对象，其性质上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有区分地认识与对待，对于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从理论上说明这种区分是必要的。而从具体研究和纂辑文献来说明这种区分，或许更具直观的作用，有助于从理论上理解这种区分在研究工作中的必要和意义。

现在，再回到本书上来。由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丰富，难以尽述，本书只是提出了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一些问题，对它们作初步的研究和阐述。书中没有论到的问题，或因我们的识见所限，或因我们的学力难以企及，盼同行与读者赐教，有待来日作进一步研究。

本书在撰写方法上，是于贯通中突出阶段性的特点：一方面力求反映历史发展的时代特点，一方面十分关注论题本身演变的特点。我们还考虑到这一撰述方法，也有益于横向反映某一历史阶段之历史理论发展的整体面貌。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作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的重大项目，初版于2011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秦闯、曹文益二先生在约稿、审稿、编辑过程中，颇费心力。出版社领导对本书的出版、印制高度重视。本书出版后，获得史学界同行的广泛好评，并获得2012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2020年9月，欣闻本书获准进入“人民文库”这一崇高的学术殿堂，自是所有作者的光荣，表明本书确有可供学术界、读书界阅读、参考的价值。作为主编，我代表大家向关爱本书的朋友们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新版面世，得到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受益于责任编辑贺畅女士、周颖女士在具体事宜和编务方面热心、高效的工作，我代表所有作者向他们表示敬意和感谢！

学无止境。本书存在的疏漏及错误之处，祈望史学界同行和读者朋友批评、赐教！

是为序。

瞿林东

2020年9月26日撰讫

10月1日国庆、中秋双节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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