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义乌丨明末清初就把生意做到海外说说义乌古代商贸业那些事儿

“大秦”是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据中国国史记载：“拂菻国：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东南与波斯接，地方万余里，列城四百，邑居连属。”唐代诗人骆宾王在他的文集里，也提到了“大秦”这一个丝绸之路终点的古地名，“西距大秦，杂金茎而孕气；南通交趾，枕铜柱以为邻……”种种迹象表明，唐时的义乌与古丝绸之路的关系密切，民间或有商贾往来大秦和义乌之间。

到了宋朝，经年不断的战乱致使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这时，随着造船业的日渐兴起，再加上罗盘相继使用，一些波斯人大多经海路来中国闽粤等地经商，有的还安家落户。在南宋，福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更加繁盛。原产南洋的胡椒，在这时已成为义乌人的普通商品。被称为“乌伤四君子”的喻良能在其作品中提到：“水硙多至三十具，胡椒满贮八百斛。”

相对其他朝代而言，义乌明朝的商业史更加可圈可点，浓墨重彩。

水陆交通便利催生的商埠

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一个地方想发展商业，交通便利是基础。在没有火车和飞机的古代，交通基本就是靠陆路和水路。

据《义乌县志》记载，追溯到古代至20世纪初，义乌设有杭州到古代南昌驿道。从诸暨宣河街入境，经城区进入金华境内，城区东可至东阳，北至浦江。义乌水河运输汗青悠久，据嘉庆《义乌县志》记载，佛堂镇船埠“泊船如蚁”，曾是盐运必经之地，商旅长途往返，多赖州楫水运。顾名思义，义乌江流经义乌，也因此衍生了多个码头。

佛堂江面尤其开阔，这也为佛堂成为明清两个朝代以来的商埠创造了一定条件。据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佛堂码头上的船只可达金华，再由金华可达衢州、严州、徽州、杭州、苏州、扬州，以至更远。据民国时期重修的《延陵吴氏宗谱》记载：当时“四里滩有货船十几只”，而江南村的“号船、货船、码头船就有卅六只”。渔船，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义乌的客运船叫“交通船”“快船”，义乌——佛堂仅靠江湾码头，稠城至江湾需运行2.5小时，至佛堂3.5小时。1960年10月，稠城至佛堂公路通车，稠城至佛堂的两艘交通船才停航。

义乌商业发展在明代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工商业集市的崛起。据万历六年《金华府志》记载，金华府的义乌县有市13个；万历二十四年的《义乌县志》记载，当时的义乌有集市16个，包括被很多人熟知的湖塘市、青口市、江湾市、光明市、赤岸市、倍磊市、苏溪市、双林市、花溪市等。到了清朝嘉庆七年，义乌已有集市29个，与明万历时相比，几近翻了一番。

除了集市外，明代义乌还有十多处街市。如被后人熟知的倍磊街商业模式就形成于明代，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一度繁荣。大约在明代正统年间，绣湖有“湖亭渔市”一景。正德二年，明政府下令撤销义乌等县共三十八处税课局。

可别小看这些集市、街市，在当时它们构成了密集的网络，在商业上可以相互支持。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些集市充分发挥了商品集散中心的作用，大大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分工与合作，推动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经济的未来趋势和发展方向。

商人经济地位的提高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据说，在旧时尤其封建社会，相对重才轻财，读书考取功名是普通老百姓心目中“最出息的事”，退而求其次才是操持匠业和当商人做生意。

“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这是《琵琶行》中的几句诗。读者可以透过字面意思体会到诗句中散发出来的哀怨以及无奈。商人首先要跟着利润走，否则做不了商人。在这种生活方式中，所有其他价值都被放在次要位置，包括亲情、爱情。

据相关人士分析，到了明代，义乌商品经济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有了快速发展，已经有人脱离农业生产转向工商业。如，有关资料中提到，明洪武年间下骆宅人骆得源“家甚富，充千石”，其次子专门做粮食生意，经营“南粮北运”，去北方销售粮食，赚了钱后，曾经在“背景顺天府大兴县第四厢富户地方，设田三百亩”。商人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有所提高。有文字记载，义乌隐士金守宪曾提到“弟喜驰猎，好行贾，隐士勿禁也”。

令人称颂的是，海外贸易的发展在明代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除了在国内走南闯北外，也有义乌商人开始把目光瞄准了国外，尝试和外国人打交道做生意，也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外贸”。

“出塞贸迁，波斯珍异，载满归船”，根据赤岸的冯氏宗谱记载，明末清初，赤岸人冯允奇开始做外贸生意，足迹到达中东地区。据有关人士推测，冯允奇当时出国经商的路线大致是这样的：先从义乌坐船到金华，然后转达衢州上岸，从江山翻过仙霞岭，到达福建境内，再从漳州月港出海。据悉，冯允奇是目前发现的义乌最早从事外贸的商人。

明末清初，由于战乱、自然灾害频发等原因，义乌的商业活动也受到了影响。大概从康熙中叶起，社会生产从恢复期转入迅速发展的阶段，清代商业资本的活动领域也逐步开拓。顺治十八年，种蔗制糖的技术传入义乌。从此，以卖糖换钱的“敲糖”生意迅速崛起，至乾隆年间达到极盛，义乌全县约有“糖担”万副，“敲糖帮”以廿三里、苏溪两地最为集中。随着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义乌逐步形成了成规模、有组织、系统化的“敲糖帮”和行担经济。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古人在商贸领域的智慧和探索，为后世子孙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义乌糖蔗种植人数和面积的增加，以义乌红糖制作的糖食品也流行起来。据有关资料记载，民国初年，义乌民间糕点技师流入杭城，摆摊设店，渐成杭城糕点中的一支流派，主要以糖制小食品居多，以吴义泰、傅香村等茶食糖果号产销的麻饼、寸金糖、麻片为代表，形成了“义乌帮”。

据《浙江经济纪略》（民国）记载，当时义乌的商道主要有三：一是至宁波旱道，从东乡过东阳；二是赴苏杭大江水路，从南乡过金华、兰溪等处；三是赴临、绍小江水路，由北乡过诸暨等处。而长期持续的商业流通，也孕育了义乌独有的商贸文化。

“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义乌”。这句俗语道出了义乌人性格中勤劳勇敢的一面，以及为了生计敢于走南闯北的胆识和谋略。

（感谢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在史料方面提供的帮助。）

全媒体记者林晓燕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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